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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间反传销的尴尬曲折路

反传故事 10-25520民主与法制时报杨明

民间反传销的尴尬曲折路http://www.sina.com.cn 2009年10月25日14:05 民主与法制时报
  □本报记者杨明

  这群年轻人几乎都做过传销,伤过,也后悔过。而今,他们是“中国反传销协会”的工作人员。

  不过,这个带“国”字头的协会,实际上只是个民间组织:没有注册,也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。里边的十来名工作人员,包括会长李旭在内,除了报销电话费、食宿票据,并无工资。

  加入“中国反传销协会”半年的小姚,至今也没有回答父母“又去干吗了”的疑问:“哪里敢说,怕他们担心。”

  加入协会前,小姚在辽宁省做传销,“真是被传销害死了!”逃出来后,小姚加入了协会,“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” 。

  然而,“协会的未来会如何呢?”小姚一时间想不出任何说辞去告诉父母,不仅仅是他,协会里不少人都和他一样,提及未来,一样的迷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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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解救一个是一个”

  今年1月10日,一度身份是传销者,继而是反传销志愿者的李旭牵头成立了“中国反传销协会”。在此之前,民间的反传销一直存在,但力量分散,而且因为没有“组织”,缺乏交流。为了解救传销者,志愿者往往冒冒失失地深入传销组织,非常危险。

  志愿者“曙光”在一次“解救”活动结束后,起身准备离开,刚走到门口,7个二三十岁的男子上来就打。一人掏出匕首连刺了“曙光”四刀,三刀在后背,一刀在大腿。其中后背最深的一刀刺入左边肋骨横膈膜。

  “110”赶到后将“曙光”送到医院。“当时整个人都软了,脸色惨白,医生说失血过多,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”

  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,反传销志愿者在全国依旧超过8000名。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反传销足迹,也遍及江西、河北、黑龙江、广西、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北、江苏等地,成功解救的传销人员达6000余名。

  这些志愿者也都成了协会的志愿者,他们遍布全国各地,其中一部分成员曾经是传销组织高层骨干,了解很多不为人知的传销黑幕。

  怎么样才能把传销者解救出来?协会认为,相比其他组织,包括政府,协会及其志愿者有着天生优势:劝说成功的前提是知道较多的内幕和漏洞,比如,传销的宣传,做到B级可以拿多少钱,住什么样的宾馆;做到某一级别,工资奖金都会是多少。“给你都算出来了以后,搞传销的人就明白了,一切都只是个骗局。”

  在反传销志愿者界,有过传销经历,往往是能否成功劝说传销者的关键。“你一张嘴,对传销门道一清二楚,受害者就有了信任基础,才愿意听你往下谈。”

  与之相对的,则是数以千万计的传销队伍。“你知道中国的传销队伍有多大规模?仅仅异地邀约的传销就有上千万人参与,还不包括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司传销。”李旭说。今年6月28日,协会公布了一批“传销组织黑名单”,指的就是 “公司传销”,数量就有近百家。

  也正是因为传销队伍如此“浩浩荡荡”,问及小姚“反传销主要应由谁来做”,小姚顿了顿,还是把希望投向了政府:“协会做的只是杯水车薪,不过,能解救一个是一个。”

  “是反传销还是诈骗”

  协会成立时,李旭租下一套简易的两居室,作为办公场所。对于两居室的用途,李旭并没有告诉房东,也不敢。“那时房东并不知道有这么个协会,更不敢让邻居们知道。”

  “我们怕影响到邻居,怕他们知道了不好,出门都是小心翼翼。”回忆这段经历,李旭甚至觉得简直跟当初自己搞传销时一样,“偷偷摸摸”。

  协会成立以来,一直在努力“转正”,希望能有个正式身份。其实,早在去年协会初创前,就开始申请国家工商总局作为协会的主管单位。不过,这个申请至今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。由于缺少主管单位,协会并无正式身份,至今也没有正式在相关部门登记注册。

  小姚准备在今年春节或者明年晚些时候向父母交代自己的“动向”。“等不及协会‘转正’了。现在干‘反传销’,好像也同样解决不了自己的生存问题,现实问题一堆堆地摆在面前:结婚?工作?”小姚说。

  10月13日,记者采访小姚前,他刚刚和一个在廊坊做传销的青年聊完天,进展非常顺利。尽管搭进去9万块钱,这位青年还是决定收手不干了。聊到最后,青年恳求小姚隔两天再来一次。“也和我女朋友聊聊,她也不能再搞传销了。”

  其实,许多反传销工作做起来并不顺畅。李旭提起过这样一个故事:今年6月,一个在北京某大学读书的女研究生求助协会,告诉协会她的母亲在南方陷入传销组织。协会工作人员经过努力,从南方将这位母亲解救回北京,在协会呆了3天。

  这位母亲来到协会的第一天,其实就已经被说服,知道自己做的是非法传销。但面子上过不去,老太太说协会搞非法拘禁,砸门、大吵大闹后,还抢电话拨打了110。

  “中国反传销协会还没有正式注册,其主体是不合法的,就跟人没有户口一样。”北京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万臣告诉记者。

  一名熟悉公益组织相关法律法规的律师告诉记者,“中国反传销协会”没有在民政局注册,甚至没有工商注册,任何身份都没有,自然无法执行行政机关拥有的相关强制措施。“现在来看,它究竟是个什么组织?如果一直无法注册,很难想象协会最坏的结局会是什么。”

  “身份确实很尴尬,因为没有注册,有时候真心实意去帮助人家,求助者还不信任。有时候都到了楼下,求助者却不敢上来。一些求助者还让北京的亲友先来验证一下我们是不是骗子。”李旭说。

  入会刚满一个月的龚晓杰因为对传销并不怎么清楚,一个月里都只是在办公室里坐着,接待来访、来电。不过,尽管时间不长,龚还是发现,无论身旁的同事,还是反传销志愿者都认为自己做的是“伟大的事”,但批评的声音还是不少。

  这些批评声音中,很大一部分来自传销组织。一篇名为《“反传销协会”的尴尬》的文章甚至直接以“是反传销还是诈骗”作为开头。协会当即组织了文章逐条回复,给协会打电话求助的人们,疑虑这才慢慢消减。

  经常接到求助者电话后,龚晓杰慢慢对打电话求助人带着的疑虑习以为常:“也不能怪他们,我们本身确实不是什么国家承认的组织,人家上来就问:你们归哪儿管?”

  每当电话的另一头沉默下来,犹犹豫豫时,龚便知道对方在怀疑协会是不是骗子,“这种疑虑很正常,被忽悠去做传销本身就是被骗,现在找人帮助反传销时,对对方是不是又是骗子自然多了条心思。”

  今年有位在广州打工的女孩找到协会,她的弟弟在徐州做传销,从家里骗的6000块钱都花完了,又回来要,女孩请求协会帮帮她弟弟。

  有过一次接触后,女孩认为协会是骗子建的,“一个‘国’字号的协会怎么可能建在居民楼里?”

  这期间女孩从网上查到一个心理医院,花了3000多元把弟弟送去治疗。结果,从医院出来第二天,弟弟就又去做传销了。母亲气得一口气喝了一瓶白酒,也被送进医院。

  女孩的弟弟最终还是在协会工作人员的劝说下脱离了传销组织。而解救之前,女孩无数次地验证协会的真假,也多次与协会接触,足见协会的身份之尴尬。

  “差旅费先打过来”

  如果不是因为“钱”的因素,求助者的疑虑至少会大减,然而,没有国家经费支持,没有业务,“租房钱、差旅费、吃、住……哪一样不需要花钱?”

  龚晓杰告诉记者,对于求助者打来的电话,特别是外地的求助电话,协会没有经费支持工作人员远去救助,“出发的前提是差旅费能先打过来。”

  “比如去昆明,火车票、吃饭、住宿,这些基本的事项不解决,工作人员就是连昆明都到不了。”不过,差旅费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:“甚至可以求助者吃什么,我们就吃什么;求助者住哪儿我们住哪儿,住在家里,打地铺啥的也行。”

  记者了解到,在《中国反传销协会章程》里,收取差旅费并无不妥。根据章程第二十九条,协会的经费来源有4个,分别为:捐赠、有关单位资助、在允许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以及其他合法收入。

  经费一直是困扰协会的难题。尽管也有一些零星的捐款,但对于维持机构的运转仍是捉襟见肘。当租下协会的房子时,协会连租金都付不起,几个工作人员每人出资1000元才解决了问题,尽管房租才1300元每月。

  “协会的运转依然非常吃力,上个月的开支还亮了红灯,目前是在苦苦维持,我们心里没有底。”李旭说。

  龚晓杰常常为向求助者提差旅费的事情头疼,“觉得说这句话需要下很大的勇气。”不过,不说这句话,协会面临的可能就只有关张了。“我们把传销者救出来,他们的家人感谢我们,捐50元、100元的都有,甚至一捐就捐1000元的也有。”这笔捐款成了协会运作的主要资金。

  因为有着对反传销事业的极度热情,加上熟悉传销组织运作规律,小姚得以成功救助出很多传销者。在反传销志愿者界,小姚外号是“反传狙击手”。不过,美名之下,小姚想给父母“要稳定下来”的感觉,似乎还遥遥无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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